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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漱溟如何交到真朋友?
2017-12-19 00:00:00  来源:摘自《中华读书报》

寻求志同道合之人

著名思想家梁漱溟一生注重交友,朋友也非常多。他的朋友大致可分为三种:第一种是比他年龄大很多的忘年交。如梁启超、林宰平等人,这些人既可以称之为前辈,也可以称为师,而梁漱溟视他们在师友之间。第二种不管年龄大小,可视之为梁漱溟的同道与伙伴。如陶行知、卢作孚等人,他们都是乡村运动的代表人物;如熊十力、王鸿一等人,他们经常与梁漱溟生活工作在一起。第三种则称得上梁漱溟的追随者,多是他的学生,以其为中心,一起从事教育、乡村建设等活动,致力于救国兴国之路。

早在1917年,年近24岁的梁漱溟被破格聘任为北大讲席后,很快登出“求友启事”,寻求志同道合、能与他讨论和学习东西方文化的朋友。他交友时非常注重精神层面。尤其是思想上、情绪上出现毛病,自己又无法调理好的时候,梁漱溟便把“亲师取友”当作唯一的方法,并说:“假定我的脾气是急躁的,与脾气和平者相处,可以改去急躁;我的精神不振,而得振作的朋友,我处于其中,也自然会于无形中振作起来。”“所以如果我们有意去调理自己,则亲师取友,潜移默化,受其影响而得其养,是一个最好的办法。说得再广泛一些,如果要想调理自己,就得找一个好的环境。所谓好的环境,就是说朋友团体,求友要求有真志趣的朋

友;好的朋友多,自然向上走。如果在一块的人是不好的,那就很危险,不知不觉地就会日趋下流。”梁漱溟更进一步看到:很多朋友,是要共同干一番事业的。志同道合的人在一起,形成朋友圈乃至朋友集团,互帮互学,患难与共,为了更大的宏愿共同努力。这样的朋友才是真朋友,才可以长久。为什么与梁漱溟交朋友牽梁漱溟很多朋友是看了他的著作、听了他的演讲而主动与他结交的。

《究元决疑录》一文的发表,不仅使梁漱溟受到蔡元培的赏识进而任教北大,而且因此结交了不少好友。夏溥斋、梅撷云等先生都是潜心佛教研究的学者,看到此文后与梁漱溟结交。林宰平、熊十力等人则成为梁漱溟的至交。

林宰平年长梁漱溟14岁,当梁漱溟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伙子时,林宰平已是极有清望的士人。但是,当他看到《究元决疑录》之后,非常重视。一方面,梁漱溟此文涉及林宰平的挚友黄远生。当年黄远生受袁世凯逼迫、万分痛苦之时,去找林宰平,林宰平告他:“这是你的生死关头,决不可再事迁延。就从我这里直接去火车站,连家都不要回”。黄远生因此逃脱袁世凯的掌握,抵上海后立即在《申报》刊登广告,声明绝对反对帝制。黄远生的遗著也是林宰平审订出版的,两人为毕生挚友。所以,对于因黄远生之死而写给世人的《究元决疑录》,他自然会非常关注。另一方面,林宰平对佛教很有研究,《究元决疑录》在古今东西文化的对比中独崇佛教,自有不可抹灭的独特价值。这种价值为林宰平所欣赏,所以,他选择主动去找梁漱溟。梁启超、蒋百里均是社会名流,也都是林宰平的好友,他们一起去与这位刚刚“出道”的梁漱溟结交,长辈们这种交朋友的方式无疑反过来影响着梁漱溟。

与熊十力的结交更有意思。熊十力比梁漱溟大六七岁,是一位特立独行的奇人。民国初年,熊十力在梁启超主编的《庸言》杂志发表文章,指斥佛家,说佛家谈空,使人流荡失守。梁漱溟看后很是生气,所以在《究元决疑录》中指名道姓地骂熊十力为“凡夫”“愚昧无知”。这篇文章后来被正在天津南开中学任教的熊十力看到了。他不但没有生气,反而给梁漱溟寄来明信片,说:“你在《东方杂志》上发表的文章我见到了,其中骂我的话却不错,希望有机会晤面仔细谈谈。”不久,学校放假,熊十力马上来到北京,住在广济寺,约梁漱溟见面相谈。两人一谈之后便成为终身好友。熊十力也是思想家,他与梁漱溟的见解常有不同,甚至因此吵架动拳头,但他们的深厚交谊达四十年之久,至今传为美谈。

梁漱溟在北京大学讲演印度哲学时,又结交一些好友。有次讲演达三四个小时之久,谈了不少人生问题,促动了黄艮庸、叶石荪等人的内心,他们纷纷拜访梁漱溟,遂成为好友。

梁漱溟演讲和出版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,因解决了许多人的思想问题,让大家对中国问题有了全新认识,因此有更多人主动与他结交,这些人大多是爱思考、有志向的人士。

有位叫王平叔的四川人,成都高师毕业后在中学教书。“五四”运动前后,思想混乱,烦恼无法解决,几致自杀。读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以后,决心跟随梁漱溟学习。他辞去工作后,路费不够,就把书物全部卖掉,到北京后与梁漱溟共学,成为好友。王平叔的行为影响了他的一些高师同学,于是,张俶知、钟伯良、刘砚僧等人均来跟随梁漱溟学习,均成为梁漱溟的好友。也就是说,很多人是因为自己的人生问题和思想问题而与梁漱溟结交。

那时候,梁漱溟做讲演次数很多。在讲演中,他常常提出将古人讲学之风与近代社会运动结合,以此聚合一些友人的主张,得到北大不少学生的响应。陈政、罗常培、陈亚三等人因此进入梁漱溟的好友圈。这些人虽然是北大学生,但年龄与梁漱溟相仿。梁漱溟演讲时,陈政、罗常培进行了笔录,为《东西文化及其哲学》的出版做出了贡献。

陈亚三是山东名流王鸿一的得意门生,他将梁漱溟所讲告诉王鸿一。王鸿一也是当时的文化名流,但他正为新旧思想问题极感烦闷,对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世有何价值颇感茫然。听了陈亚三的介绍后,他看到了希望,觉得梁漱溟所讲能够拨云开雾,解决自己思想上的问题,于是特地到北京与梁漱溟见面,并邀请他去济南做演讲。王鸿一年龄远长于梁漱溟,志气名望均很高,即如冯玉祥、阎锡山等要人都对他很敬重,但梁漱溟讲演40天,他总是列座就听。中间数日,大雨滂沱,有人被阻,雨后方到,而王鸿一总是提前入座。讲演完毕,他又马上上前与梁漱溟握手,高谈阔论,二人因此成为至交。

王鸿一认为梁漱溟能解决中国的问题,所以非常推崇。1924年,王鸿一又邀请梁漱溟到山东从事教育事业,促使梁漱溟辞去了北京大学的职务,也使其人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。

“朋友聚处即是我的家”

1924年,梁漱溟辞去北大教学工作,赴山东主持曹州高中及重华书院,并筹办曲阜大学。此时,他的身边已有不少朋友。北大的陈亚三、黄艮庸,四川高节的王平叔、钟伯良,北师大的徐名鸿等人,都与梁漱溟一道前往曹州共同办学。

此时,梁漱溟把交朋友和教育联系得更加紧密,认为教育一方面是教育学生、引导学生;另一方面,由于教师也无法完全摆脱不良情绪,也需要不断学习,所以教育也是跟学生交朋友,与学生同处共学造就自己。

在《办学意见述略》中,梁漱溟明确提出:“要办教育,便须与学生成为极亲近的朋友而后始能对他有一种了解,始能对他有一些指导。”“我们办学一面固是想与青年为友,一面亦是自己求友;一面固是帮青年走路,一面还想得些有心肝的好汉子大家彼此帮助走路。学生固常不出堕落、烦闷两边,便是我们个人何尝能免于此?即不堕落不烦闷了(殆难有此),难道知识学问其他能力亦已完足?人生始终是有所未尽而要往前走的,即始终是有赖师友指点帮助的。照我的意思,一学校的校长和教职员原应当是一班同气类的,凑在一起。”“所谓办教育就是把我们这一朋友(集)团去扩大他的范围———进来一个学生即是这一朋友团内又添得一个新成员。我们自己走路,同时又引得新进的朋友走路;一学校即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团体。故而,我们办学实是感于亲师取友的必要,而想聚拢一班朋友同处共学;不独造就学生,还要自己造就自己。”

由于实施这样的教育,梁漱溟的身边又有了更多的年轻朋友。虽然因时局变化,梁漱溟于1925年返回北京,但他在曹州的学生也纷纷跟到了北京。这些学生中的武绍文、李渊亭、席朝杰、吕烈卿等人,均跟随他数十年。后来,无论是进行乡村建设,还是创办勉仁中学、勉仁书院、勉仁文学院等,梁漱溟都不是单打独斗,而是与他的朋友们一道,上下求索、共同奋斗!

1935年8月,梁漱溟的第一位夫人身故后,两个孩子培宽、培恕均到了上学年龄,但梁漱溟忙于国事,无法照料,于是委托朋友们为之照顾。梁漱溟一有空就回去,回到孩子身边也就回到了朋友们身边,于是他便讲:“朋友聚处即是我的家。”可以说,这也是梁漱溟能交到真朋友的另一重要因素了。

当然,能够在风雨岁月中坚守真理、矢志不移、极具风骨,更是梁漱溟能交到真朋友的最重要因素,也是梁漱溟是否有真朋友的最好检验。(摘自《中华读书报》)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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