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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史即墨】迷案谁能破 钦点初彭龄
2018-08-10 09:27:00  来源:新即墨

初彭龄(1749—1825),字颐园,原籍山东莱阳北黄村,迁居即墨海堤村。乾隆四十五年(1780)进士,官至工部主事、兵部尚书。嘉庆二十一年(1816),将户籍转入顺天(北京),卒后葬于京西山吕村。

清嘉庆八年二月,安徽寿州发生了一起因奸情酿成的三人命案。从案发至审结,几经反复,历时四年。当中的弄虚做假、行贿请托,迭出层生。此案不仅惊动了当地,而且还惊动了嘉庆皇帝,他为此案下达近三十道谕旨,有时甚至一日三道。他硃批曰:“此案可恨极也!”时任安徽巡抚的初彭龄偶然间从一出戏中捕捉到了蛛丝马迹,由他接手揭开了疑案真相。此案节外生枝,错综复杂,笔者只能简而述之。

怀宁县财主张体文生有三子:长子张秀伦协父理家,循规蹈矩;次子张大有是个武举人,喜欢舞枪弄棒,寻花问柳;三子张大勋在外当差,很少回家。张大有的妻子因病亡故,遗下襁褓中的儿子。张大勋在外当差,儿子在外读书,妻子胡氏只身在家。胡氏年轻风骚,素不安分,张大有早已垂涎,但碍于大伯哥的名分,无从下手。妻子一死,张大有以无法照看为由,央求胡氏代为抚养孩子,胡氏欣然应允。从此,他借看孩子之由,三天两头儿出入胡氏房中,最后勾搭成奸。张大勋因常年外出,商请族侄张伦和族弟张纯修帮助料理家中杂务。此二人也是浮浪子弟,不久也都与胡氏勾搭相染。张大有与张伦彼此都曾撞破,不免争风吃醋,撕破脸面。张大有愤恨在心,定要伺机报复。

一天傍晚,张家的长工李赓堂要套车外出,让儿子寻找鞭杆。儿子提着灯笼遍找不到,就走向厨房,撞见张伦和胡氏正在做苟且之事。儿子回去后,把见到事情告诉了父亲。李赓堂经常受张伦欺压,便到处传扬,话语之中也捎带着张大有。张大有闻知,怒火中烧,决意将张伦和李氏父子一并除掉,一泄私愤,二灭口实。

一天傍晚,张大有特意安排长工带三人外出游玩。夜晚归来,让家人送进酒肴及砒霜糖饼宵夜,并锁紧外门。三人睡至半夜药性发作,滚地求救,又出入无门,气绝归阴。守候门外的家厮确定三人死亡无疑后,进门擦洗净他们口鼻与身上的血迹,清除了地上的呕吐秽物,再把尸身抬上各自的床铺,由里关死房门,从门下挖洞而出。

天明后,家厮按计敲门不开,就破门而入,故作惊慌,大声喊叫。邻居闻声而至,他们以“中邪”来搪塞。地保摄于张家的财势不敢报官。而张伦的哥哥张怀见过尸身缄口不语;李赓堂的弟弟李东阳见尸身面色青黑,心生图谋,坚持报官相验。

寿州知州郑泰接案后,率仵作前往勘验,种种征兆说明死因系中毒。而有关证人却有三种说法:一是中邪,二是中煤毒,三是吃了毒蘑菇。郑泰任官,专事搜刮,不用心办案,见众说纷纭,束手无策,便传讯尸亲,欲速结了事。因屡传尸亲不到,案件拖了几个月才审理。这一次李东阳因索得张家白银2400两,便当堂认定其兄、侄系误食毒蘑菇致死,愿意出具甘结。此案未按规定上报备案,又拖得太久,郑泰怕惹出麻烦,立即照准。不久,郑泰被调任泗州知州。他在寿州曾革职了一个李姓衙役,李衙役一直在关注案情,听说他调走,便串通李东阳告郑泰玩忽职守、匿命案不报。

两江总都陈达文接报后,立即派安徽臬司鄂云布带人重新勘尸审查。旁证李东阳等人在刑威之下,承认死者食了毒蘑菇是做了假证。张大有感觉毒蘑菇致人死亡的理由站不住脚了,便想起了已故的父亲。于是,他让涉案人员统一口径:他父亲为平息事态,主谋买了十文鼠药掺入馅饼,毒死了三人。臬司鄂云布信以为真,上报道:案情有新发现,但现主谋起意之人已死,无从追究;遵从者难违尊长指令,情有可原,应从轻发落等等。陈达文接报对臬司大加赞赏,立即上奏清廷,准备了结本案。正在这时,上颁谕旨,陈达文调离由铁保接任。

铁保审查本案,一下便看出了破绽。他指出:原审断为误食毒菇,何以张父一死变成了谋杀?十文鼠药其量甚微,何以竟能致死三命?由此,认为鄂云布所查“情罪未确”,驳回安徽另审。与此同时,案件又生出枝节。本案中代人拟写上控呈词的讼师刘某本想从中揩点油水,没想到好处没得还受了牵连。他愤心不平,派儿子赴京向步军统领衙门告了一状。命案复杂,嘉庆批办于铁保,铁保正忙于河工,无暇兼顾,委派给了苏州知府周锷、长洲知县赵堂审理。案卷由安徽调往江苏。

安徽有个专为人书写诉状的任某,非常关注张家的命案进展,联系到张大勋献计,此案要过得去的三种做法:一是说死者的居室因木匠在此用煤渣烘烤过木板,他们中煤毒而死;二是要买通木匠作证;三是多花钱堵住审官嘴巴。张大勋被命案搞得焦头烂额,不惜花钱,只求息事。周锷和赵堂在刑部侍郎孙某的托请下,默收8000两银子敷然了事,验尸的仵作不敢违命,只好违心画押。周锷、赵堂因收受贿赂,按“烘板中毒”上报总督铁保,并拟将有关人犯开释,唯严追讼师刘某遣子京控之罪。铁保接报赞周锷等办案有方,一面具折奏报。

周锷揣了巨额贿银,又受到褒奖,本应韬光自敛,夹着尾巴做事,谁想他头脑发昏,偏要张扬自己的“美名”。于是,出钱派人找到苏州有名的“结芳”戏班,让他们以此案为素材编演了一出名叫《寿椿园》的新戏。戏中把周锷比作况钟,把铁保比作弥勒佛,为两人歌功颂德。安徽巡抚初彭龄看了这出戏,引起警觉,密奏清廷。嘉庆皇帝怒斥:背着朝廷,目无纲纪,胆大妄为!他给在江苏的心腹舒明阿和戴均元各下一道秘旨称:“江苏复审本案,把因奸毙命改为烘板中毒,屡次翻控,实为可疑。务即详细查明,连同戏本据实密奏。”讼师刘某见众犯皆无罪,唯独自己受罚,与其坐以待毙,不如孤注一掷,于是,他派妻子向都察院呈控。嘉庆皇帝接奏,认为安徽巡抚初彭龄“素尚公允”,即将此案批交给了他。这时,已是嘉庆十一年初冬。

初彭龄悉心分析:此案历时三年多,弊端迭出,苏州翻供绝非偶然,若拘泥于原案的犯供,实难有新的突破。要究明真相,必须另辟蹊径,寻找新的线索和旁证。他询问一些从未询问过的张大勋邻居,他们都说从未见过张家在死者的住房里烘烤木板,而且当地从不烧煤,煤毒一说前所未闻。苏州审断中煤毒,唯一的证人是王木匠。经过严加盘诘,王木匠把如何收受50两银子作伪证,长洲县怎样用刑一一供吐。

煤毒致死人命纯系捏造,那么奸情谋杀能否成立?主谋者到底是谁?初彭龄仍然绕过主要人物,选择薄弱环节,以胡氏之嫂李氏为突破口。李氏供出了因奸情酿成命案的缘由,还供出了与胡氏通奸的张纯修。经审讯,张纯修如实承认,证实了李氏的供词。

案情出现了根本转折,初彭龄顺藤摸瓜,决定审讯犯证。为了避免串通,初彭龄安排分头同时审讯各案犯。案犯们将案情一一供明画押,且供述相同。再讯胡氏,也供认不讳。杀人主犯是张大有,而非其父,已确凿无疑。张大有一度越监,被拿获后由初彭龄单独审讯。他自知众供已明,无可狡辩,当堂供明来龙去脉,与其他证据没有出入。案件水落石出,初彭龄依律拟定奏折时,忽然传来胡氏在监自缢身死的消息。胡氏自杀貌似畏罪,实则被逼。围绕这一诡计,又掀起一场风波,竟然让嘉庆皇帝也上了圈套。

案情完全暴露,张大勋家产荡尽,懊恼沮丧,但他还想把水搅浑,转移视线,梦想翻案。便孤注一掷,逼迫胡氏自杀,然后请求检验“羞秘骨”,以示清白;再叫胡氏之兄以此为口实进京翻供。

嘉庆十二年正月,刑部将安徽对此案的审办结果和处理意见奏报,嘉庆皇帝亲批:“张大有即行处决……余依议。”圣旨刚下,都察院呈上胡兄控状:“安徽巡抚无端翻异苏州原判,故入人罪,滥用非刑,致妹胡氏含冤而死等等。”绘声绘色,煞有其事。嘉庆于是收回成命,张大有暂缓正法。委派刑部侍郎玉麟随带吏部员外郎长庚即赴安徽查核。玉麟在初彭龄的陪同下逐一审讯有关犯证,多数供述如前,惟有张大有与张大勋的儿子全盘翻供,坚称死者系中煤毒。而张大勋的儿子之前已呈递了控状,内容与胡兄的控状完全一致。

玉麟没有急着下结论,而是密派长庚前往案发地暗访,取获新证。长庚装扮成行贾,借故在张家村逗留,打听本案因由。邻舍纷纷述说张家种种丑闻,并指出:死者的住房狭小,三人睡卧已很拥挤,根本没有地方烘木板。他亲去踏勘,画下了图样。又到药店,委婉探听到:嘉庆八年闰二月,张家佣工曾购买红砒四十文,说是张大有要治疮。不久,就听说张家出了三人命案。长庚获得两大要证,星夜回省禀报。玉麟等再提张大有和张大勋的儿子审讯,二人如实吐供。对张大勋所提检验胡氏“羞秘骨”以判断胡氏是否淫乱一节,初彭龄和玉麟一致认为实为荒唐,严词驳回。

玉麟将复讯情形上报后,嘉庆皇帝降旨将张大有正法。就在行刑之时,寿州又上报一起因烘木板煤气中毒致二人死亡的命案。这起命案也是由小丫头淫乱引发,作案手段与张大有案异曲同工。刚推翻了一起,接着又出现了一起,初彭龄心里暗自好笑。他连夜提审,迅速揭穿了“烘板中毒”假相,将两案具结一并上奏朝廷,很快接到批复。

两案中所涉及职官与民众,皆按罪恶轻重进行了惩处。两江总督铁保受到追究。就是这个铁保,在接下来的嘉庆十三至十四年的李毓昌(即墨人)江苏山阳县查赈救灾遇害案中,被嘉庆皇帝斥为“始终昏愦”“无用废物”,革职发往乌鲁木齐。

初彭龄在“煤毒”案中悉心推鞠,秉公查办,得成信谳,不负委任,得到嘉庆皇帝的褒奖。

(江志礼)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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